進入冬天之后，全國霧霾天數大幅上升，民眾抱怨聲一片，不少人拿出既往見諸于報端的地方官員關于治理霧霾的承諾，來指責地方政府不能兌現諾言。在如今互聯網時代，“不讓空氣污染跨入二十一世紀”、“治不好污染提頭來見”等豪言壯語不僅抹不去，而且還傳播得更廣。那么，治理好空氣污染究竟還需要多少年呢?我不是治霾專家，只想從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和產業結構演變的角度去推算空氣污染可能持續的時間。

   世界工廠導致環境污染的必然性

   從經濟增長模式看，中國仍是比較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盡管投資的增速在放緩，但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卻不斷上升，如今已經達到83%。2016年，基建投資增速接近20%，房地產投資增速也出現反彈，這意味著鋼材、水泥、石化、有色等產品的生產規模仍在擴張，治理環境污染的難度很大。舉2015年的數據為例，中國的水泥、煤炭、粗鋼、鋁等很多大宗商品的產量均要占全球產量的50%左右甚至更高。

   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的第二產業比重要遠超發達國家，而GDP也要占全球的15%，這意味著作為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第一的大國，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加工貿易的出口額占全球第一。因此，中國要擺脫污染困局，恐怕需要改變其世界工廠的角色，把部分低端制造業向海外轉移。

   上世紀60年代開始，歐美的部分制造業向日本轉移，使得日本在成為制造業大國的同時，包括空氣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也非常嚴重，尤其是重金屬污染對居民的傷害比當今中國要嚴重得多。到了70-80年代，亞洲四小龍又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的承接地。9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引進外資規模不斷增大，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的承接地，海外直接投資規模達到全球第一。那么，中國今后能否也像上世紀的發達國家那樣，將中低端制造業轉移到印度、印尼等國家呢?

   我認為，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全球制造業轉移，從日本、四小龍至中國大陸之后，再往后看10-20年，估計很難大規模向外轉移了。因為中國不僅是全球勞動力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又是基礎設施最完備、產業配套最健全、市場容量最大的國家。而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人口大國，在基礎設施、產業配套和熟練工人數量等方面至少在今后十年內還不具備大規模承接中國制造業轉移的能力，盡管這些國家具有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但與中國所具有的制造業綜合優勢相比，差距仍較大。

  既然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仍將維持一二十年，便意味著治理環境污染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它們的空氣質量一定很好，不僅因為第二產業的比重沒有一個超過30%的，如美國不到20%，而且因為第二產業中低污染的高端制造業占比很高。即便是發展中國家，第二產業的占比大部分只有30%左右，加之經濟體量本身不大，故環境污染問題沒有像中國這樣突出。

   說白了，環境污染程度與人均GDP水平和增長速度都有很大相關性，低收入國家環境污染不嚴重是因為工業不發達，高收入國家則是因為居民對生活質量有更高的追求，高污染的產業早就轉移了。中國作為高增長的中高等收入國家，低收入群體還在為奔小康而奮斗，尚顧不上環保問題，但中產階層已經覺醒，開始注重環境污染對自身的傷害。但在經濟仍在高速增長的情況下，污染源至少會保持中速增長，這是空氣污染問題揮之不去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增長目標下霧霾難有根本改善

   當大家紛紛指責政府官員在治理環境污染方面未能兌現承諾的時候，是否想過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污染與消費模式變化及投資方式變化之間的關系?如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對亂砍亂伐森林現象的譴責非常普遍，這些年來似乎很少聽到“亂砍亂伐”這個詞了，因為砍伐森林一般有三個目的：木材加工、作為燃料、增加耕地。如今，木材的替代品大大增加了，煤炭或煤氣取代木材作為燃料，糧食可以大量進口，不需要更多的耕地。

  但由于煤是中國最主要燃料，如發電主要是用煤，大量工業生產也是用煤，而美國既往主要是用油作為燃料，油的污染要比煤少得多，如今美國發電主要用天然氣，則空氣污染進一步減少。即便用油作為燃料的設備，中國油品也存在含硫量過高問題，據統計，截止2014年，全國135個城市里汽車使用國三(硫含量約為歐美的15倍)及其以下標準燃油的城市仍占46%。總體上全國絕大多數城市的燃油硫含量是現在歐美地區10年前的水平。

  2016年在小排量汽車的車輛購置稅減半征收刺激下，估計汽車總銷量突破2700萬輛，再次出現兩位數增長，這對于拉動消費和穩增長是好事，但對于空氣質量而言卻不是件好事。按照這一趨勢，中國汽車的年銷量很快就將突破3000萬輛，進入到城鄉小汽車普及階段，像過去的彩電一樣。這意味著今后的污染源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廣。

  2016年為了穩增長還采取了降低購房首付比例的舉措，這也導致2016年的商品房銷售面積創下歷史新高，同時，基建投資的規模也非常巨大，使得鋼鐵、水泥等大宗商品的庫存大幅下降，價格出現回升，但污染問題變得更加嚴峻。展望今后四年，為了奔小康而穩增長的總基調不會變，這是否意味著積極的財政政策會更加積極，貨幣政策不敢收緊，基建依然還得大干快上?

  所以，把高增長作為目標和為實現該目標將采取哪些手段的認識和判斷很重要，其實，穩增長是不應該作為最終目標的，最終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提高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生活質量、走向共同富裕，但執行過程中往往會出現異化，即為了達到增速的結果會不惜代價，忘了目標是什么了。

  走出霧霾，中國需要舍棄一些目標

  據世界衛生組織評估報告提供的數據，這些年來，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20大城市中，中國城市的上榜數量在不斷減少，而印度的上榜城市最多。印度還不是一個制造業大國，但污染卻如此嚴重，這與政府、企業及居民不重視環保有關。

  有人整理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統計數據，發現北京自2008年至今，PM2.5%濃度在不斷下降，如PM2.5超過100的天數，從2008年占全年比重的66%，降至2016年的51%，這說明加大對環保的投入還是有顯著效果的，畢竟這8年來隨著GDP的上升，污染源仍在不斷增加。最近人們之所以感覺北京污染更加嚴重，是因為2016年12月的重污染天數比往年多。相比北京，上海和廣州的空氣污染改善效果更明顯些。

  或許是受傳統文化影響，國人在制定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的時候，往往什么都想實現，過于理想化，就像一付中醫藥方般面面俱到——既要、又要、還要、再要，結果究竟怎樣呢?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債務高企、壞賬上升、資產泡沫、貨幣泛濫、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都涌現出來。因此，減少目標或許才是實現目標的前提。

   有些目標定得太高，就難以實現;記得我在讀小學的時候，政府就提出到1980年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我在讀高中時，政府又提出到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其實，這兩個目標迄今還沒有完全實現。有些時候，同時提出很多必須實現的目標，且多個目標彼此矛盾，分子與分母糾纏不休，最終結局是難以實現;如匯率穩定與貨幣超發是彼此矛盾的，但貨幣超發的原因又與經濟增長目標有關，所以，穩匯率與穩增長這兩個目標似乎難以同時實現。

   如今看來，舉國上下已經對空氣污染深惡痛絕，在這種背景下，防霧霾是否比穩增長更重要呢?既然現在提倡精準扶貧，即要把錢用到刀刃上，那么，是否也可以提倡“綠色GDP”目標呢?即不要為了實現GDP增速目標而大興土木，讓基建投資增速大幅上升，而是把重點放在改善社會福利上。如當前中國每公里高速公路對應的汽車保有量幾乎是美國的兩倍，說明中國的高速公路已經相對過剩的，不少見項目投資超前了，不如把這些支出基建的財政支出用在社會福利的增加上，既可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質量，還可以減少環境污染。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上面下達的目標過多，同樣也會無所適從，最后說不準會虛報數據。尤其在環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由于環保是約束性指標，存在弄虛作假的動機。因此，減少目標，或把目標設定得更加現實和理性些，則反而有利于目標的實現。如上海早在2008年，就把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完整地定義為：到2020年把上海建設成為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即屆時人民幣國際化如果實現不了，則國際金融中心恐怕也難以建成。如今看來，人民幣國際化恐怕也是任重而道遠，上海當時給目標加上假設條件就非常有水平。

  同樣，中國何時能走出霧霾，也取決于經濟增長模式與現有的產業結構何時能得到改變，如果遲遲改變不了，則環境污染的大難題也會一直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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